本报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孙中路

当带着油墨清香的《薛城文史》(第十辑)整齐码放在案头,编纂团队的成员们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部凝结着众人4年心血的文史典籍,从最初的线索征集到最终的付梓成书,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打磨,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薛城大地上的历史记忆得以系统梳理、永久留存。翻开书页,古薛文化的智慧、铁道游击队的传奇、运河支队的烽火、城市记忆的更新……那些散落在时光长河中的文化碎片,在此刻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着这座城市的精神根脉。

为历史存证 为时代留痕

2022年5月20日,政协第十届薛城区委员会牵头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启动《薛城文史》(第十辑)编纂工作。彼时,前九辑已系统收录了薛城从先秦到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事迹,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老英雄、老故事、老村落、老手艺正加速消失,“抢救性记录”成为当务之急。

编纂工作之初,团队便确立了“三个聚焦”原则:聚焦未被充分挖掘的历史细节;聚焦活态传承的古薛文化;聚焦城乡变迁中的人文印记。为确保史料的权威性与全面性,编纂委员会组建了由文史专家、退休干部、高校学者、媒体记者组成的28人编纂团队,分设“古薛史话”“红色记忆”“人物春秋”“城市年轮”“记住乡愁”五个专题组,每组配备3-4名成员,既各司其职又协同联动。在征集编辑文史资料过程中,优先落实事关“三亲”的内容。收录的文史资料,多数为撰写者、口述者的亲闻、亲见或亲身经历。对于部分来自传闻的史料,进行了认真考证,将缺少根据的部分予以删除,务求做到客观真实,以“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编出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薛城百科”。

字字千钧总关情 精益求精铸精品

“文史资料既要‘全’,更要‘准’,一个人名、一个年代出错,就可能误导后人。”在编纂团队内部,这样的共识贯穿始终。从征稿到初稿再到定稿,《薛城文史》(第十辑)经历了“三审三校”“专题研讨”“社会公示”三道严格流程,仅修改完善就耗时28个月。

在《薛城文史》(第十辑)征编过程中,以时间为纵轴,推进文史资料的挖掘、整理、编辑工作,通过征集大量史实,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薛城地域文化,使文史资料更加丰富,系统地、准确地从多方面进行提炼、比对,最后确定选题,增强了工作的有序性。对于革命历史事件的描述,团队坚持“用事实说话”,摒弃主观评价,仅客观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而对于乡愁场景的描写,则力求“见人见物见生活”。

2025年9月2日,书稿进入最后校对阶段。编纂组利用政协委员协商议事厅,将46万字的稿件打印成册,10名成员每人一个栏目互换校对,逐字逐句通读,每人每天校对量不超过5万字。遇到存疑之处,当即标注并集体讨论。有一次,大家对日军拒绝向我铁道游击队和新四军缴械投降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的时间产生分歧,有人说是1945年8月10日,有人依据某回忆录说是1945年10月11日。团队连夜联系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查阅到1945年8月12日《大众报》号外公布的“延安总部命令”,最终确认准确时间为1945年8月10日、11日。这样的“较真”,在编纂过程中发生过几十次,只为对得起“文史”二字。

文脉绵延润无声 薪火相传向未来

2025年12月底,《薛城文史》(第十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当10位参与口述历史和亲自撰写的老人接过赠书,看到自己的故事印在纸上时,眼眶湿润了。“没想到我这一辈子的经历,能成为后人的念想。”原下派到薛城区西仓公社田湾村的知识青年王丽阿姨抚摸着书中自己年轻时的工作照,声音哽咽。

这部厚重的典籍,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更令人动容的是,编纂过程本身带动了一波“文史热”。许多市民看到团队走访的消息后,主动提供线索:有人送来祖传的地契文书,有人分享家族珍藏的老照片,年过花甲的文史爱好者孙晋余老人,利用短视频记录身边老人的抗战故事,形成了“全民参与守护文脉”的良好氛围。这正是编纂工作的意义所在——不仅要留下一本书,更要唤醒一座城的文化自觉。

翻开《薛城文史》(第十辑)的后记,一行字格外醒目:“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所往。”这部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典籍,犹如一座桥梁,让薛城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紧密相连。而那些在编纂过程中发生的故事——灯下的校对、田野的走访、老人的讲述,也终将成为新的“历史”,在时光的长河中,与这部典籍一起,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着更深远的未来,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