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

某天下午，我正欣赏《清明上河图》，觉得那些八百年前的劳动者忽然鲜活起来。他们沾着汴河的水汽，带着市井的烟火气，从泛黄的绢丝里走到我眼前。他们不再是画中之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会呼吸会流汗的劳动工人们。

汴河上最显眼的是那群拉船的纤夫。河水浑浊，映着他们黝黑的皮肤。他们弓着背，麻绳深深勒进肩膀，十来个人排成倾斜的直线，“嗨——哟”“嗨——哟”的声音响彻，像一组移动的楔子钉进河岸。领头的老纤夫左脚鞋底已经磨穿，露出结满老茧的脚掌，每一步都在泥地上留下带血的脚印。他们身后跟着三艘吃水极深的漕船，船帮上“杭州粮运”的朱漆字迹还沾着江南的晨露。

画中有一挑担的汉子，扁担压得弯弯的，两头的货物沉甸甸的。他的背脊也弯着。我想他必是每日天不亮就起身，走几十里路，到城里卖些土产。他的脚上大约也生着厚茧，鞋底磨得极薄，踏在汴京的石板路上，发出“嗒嗒”的响声。他脸上的皱纹里夹着尘土，眼睛里却闪着光——那是对几个铜板的渴望，是对一个家庭的呵护。

桥头有个卖炊饼的老者，皱纹里夹着面粉。他的手粗糙如树皮，却灵活得很，一揉一搓，便变出雪白的饼来。炉火映着他的脸，红彤彤的。买饼的人来来往往，丢下铜钱，取走热饼。老者数也不数，将钱丢进脚边的木盒里。那盒子已经油腻发黑，与老者的手倒很相配。

茶馆里的说书人是个精瘦老者，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衫，腰间系着条灰带子。“话说那杨六郎夜探幽州城——”说书人折扇往下一摆，讲得正关键时，却突然收了声，慢慢地端起一杯茶啜饮。性急的茶客赶忙扔几个铜钱，叮叮当当的声音催促着说书人继续。

在街市的最西面，有一处坐北朝南、面积较大的中医馆“赵太丞家”，大门两侧的招牌分别写着“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大理中丸医肠胃”。医者赵太丞原是宫廷御医，擅长内科、儿科，此时正在为一个小儿诊治。

画中的劳动者如此之多，有农民、船夫、商人、挑担的、算命的、卖药的、铁匠、酒楼伙计等等，占满了整幅画。漕船纤夫的号子声、脚店伙计的揽客声，甚至骡马脖颈的铜铃声，都清晰可闻。然而宋代的风雅与他们无关，诗词歌赋与他们无关，他们所有的，不过是一身力气和一日三餐。

我常想，这些劳动者可曾有过梦想？那河边的纤夫，可曾想换一种职业？那挑担的汉子，可曾想过开一间铺子？那卖饼的老者，可曾向往山水田园？或许有过吧，但生活的重担很快就把那点梦想压碎了。他们像蚂蚁一样忙碌，却比蚂蚁更懂得疲惫的滋味。

《清明上河图》是繁华的见证，而这繁华正是由无数劳动者的脊梁撑起的。他们如蝼蚁般渺小，又如栋梁般不可或缺。没有他们，汴京的街道将空无一人，商铺将关门大吉，河里的船也将停滞不前。

绢本上的颜色历经千年依然鲜艳，而那些劳动者的生命，却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连名字都未曾留下。他们只在这画中留下模糊的身影，供后人凭吊。

看画的人多赞叹其精妙，却少有人想到，这精妙是由多少汗水浇灌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