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贺奎

“杀猪喽……过大年喽……”清晨，小队长满街吆喝，社员们闻声而动，纷纷向队院跑去。这声音不同往常，平常的日子，小队长哨子一吹，吆喝出工干活，人们总是懒洋洋的，不紧不慢地从家中走出。因为这次小队长发出的是福音，杀猪过年，谁不兴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杀年猪，过大年，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那是大集体时代，人民公社体制下，各生产大队下设若干生产小队。大队有大队长，小队有小队长，分别是一个集体合作组织的负责人。我所在生产队排序为第一生产队。小队长精打细算，队里各项事务井井有条。他委派三名社员，精心饲养队院里的十几头耕牛和三五头猪。牛，是生产力，用于农田春耕夏播、麦季打场、运输肥料等。牛，受法律保护，不得随意宰杀。猪，每逢年节，是社员饭桌上的专供食品。平常饲养靠农田的红薯、菜叶，或生产队“大锅饭”过后的残渣剩饭，无添加，无公害。年初，幼崽进栏。年尾，长到二三百斤。在那物资匮乏的岁月，栏里的几头猪就成了人们过年的期盼。家中分得几斤猪肉，这个年便过得有滋有味；不然，就显得枯燥乏味。

杀年猪，没有专业屠夫，小队长首当其冲。他对宰杀流程没有专业训练，但也十分娴熟。腊月二十那天一大早，他先是安排农妇，把两口大锅的水烧得滚开，然后招呼四名壮汉去圈里逮猪。猪是有灵性的，它们预感末日来临，惊恐万状，上蹿下跳，再作最后的抗争。跑上几个回合，它们体力大耗，壮汉们分别抓尾、摁头、捆脚，然后出栏，抬上木板架。此时，社员们的高光时刻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围成一个圆圈，观看小队长的屠宰技艺，尽享一年一度的快乐时光。三头大猪平躺木板上，眼里满是求救的目光，嘴里不停地哀号，那是生命的绝唱。

机智勇敢的小队长，左手全力摁住猪头，右手找准脖颈的动脉位置，然后一刀致命。俗话说，死猪不怕热水烫。早已备好的热水，被人一盆一盆、一遍一遍地浇在猪身上，只有烫得透，猪身上的毛才能刮干净。接下来，破肚开膛，翻洗内脏。大锅的水还在继续烧，一大盆内脏连同猪头一块下锅，开始大火烧煮。围观者不再围观，他们排成长队，端着筐子，由队长分割，按家中人口多少，各自领取数量不等的鲜猪肉，多者可领七到八斤，少者能领三到四斤。

过大年，家中分得了猪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年幼的孩子见了猪肉流口水，吵闹着大人要肉吃。猪肉下锅，四邻飘香，浓浓的年味由此而生。

作为一家之主，总是精心算计这几斤猪肉的用场。一来腌制一小罐腊肉，用来正月十五之前招待亲戚。二来留下一部分猪肉包过年饺子。农家饺子面备有粗面、细面，饺子馅分荤素两样。地瓜碾成的粗面包素馅，配以豆腐、萝卜、白菜等；细面是由小麦磨制而成，与猪肉、芹菜相配搭。素馅饺子留作自家食用，荤馅饺子多半用来招待亲朋好友。不论谁家的饭桌上，只要有了几片猪肉，有了猪肉饺子，这顿饭就显得格外丰盛，有了品位，上了档次，显示了主人的待客之道。

时代不同，年味不同。无论何种味道，都将成为那一代人的乡愁，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年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