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南邨

我卧读有年，对一位作家的一部书，读遍数最多的是巴金的《随想录》。初读此书是在1982年春天，由滕县图书馆借来，仅是第一集。1986年12月，《随想录》五集本由人文社出版，每集封四有言：“文艺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再读《随想录》也是必然的了。

卧读

又是夏时，又逢连阴雨季。晨雨连宵，忽降忽歇，持续有日，难得有这样清闲的好时候，那就高卧读书。说“高卧”未免有点自高，然而就我来说，闲卧听雨读书，确是一大乐事，算来得享此乐已不少于五十年了。

今年春末夏初家乡大旱，夏至过后雨来，一雨再雨，终于进入连阴雨季。这之前，我已想到在这个雨季应该卧读什么书，首选的是巴金《随想录》。

回想一下，我这些年读书除了在学校之外，在家多是卧读。初尝此乐，是在读高中阶段学校放假的时候。1973年春天，我到公社“五七中学”读高中，学校每月发给一元钱的助学金，扣除水电费后，还剩几角钱。每天的饭菜有在家背来的煎饼、咸菜，学杂费问父母要，这几角助学金的钱就成了我买书的专用资金。学校近处的公社驻地供销社门市部设有售书专柜，人文社无注释鲁迅著作单行本正在发行，只要鲁迅的再版新书摆上柜台，我就用这钱把它买到手。

学校放假期间，农村的学生为挣工分要到田间参加生产队劳动。只有连阴雨天，才能在家休息。村民戏言这是老天爷给农民“放假”，说“下雨别下大，沥沥拉拉侭着下”，巴望着多下几天雨，好好地歇歇。每逢此时，我卧床呼呼大睡之后，便是持书卧读，读的就是鲁迅单行本。劳苦中的一丝欣喜，最能令人铭心难忘。那是多么难得的时刻啊！听雨卧读，其乐难以言表。直到参加工作、再到退休之后，每逢雨天、雨季，只要在家，我总是开窗把卷在床听雨读书，既为求得新知，也是重温旧时听雨卧读之乐。

鲁迅在《病后杂谈》说养病卧读：“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早年，我对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家里唯一的“洋装书”精装本，是父亲使用的1958年商务版《四角号码新词典》，没有“大砖头”似的书；线装书倒是有几册，是我伯父读私塾时留下的，我读起来颇费力，也就不想多翻。没经过“大砖头”之重，也就感觉不到卧读鲁迅单行本轻便的好处。

参加工作后，我买书多了，“大砖头”、精装书、平装书、线装书都有，大都在晚间睡觉前卧读，多看的是32开本精装或平装书。60岁前，卧读这些书并没有感到拿放吃力。近几年就不同了，卧读选书休说精装16开本，就是32开500页码以上的书，我也多是敬而远之。此时，我才想到鲁迅先生关于卧读选书的那段话，实在是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的无奈之言。由此又想到，当年“夜读丛书”“五角丛书”的编者，为购买力、卧读等不同读者群考虑的敬业精神，真是值得赞扬。

我卧读有年，对一位作家的一部书，读遍数最多的是巴金的《随想录》。初读此书是在1982年春天，由滕县图书馆借来，仅是第一集。1986年12月，《随想录》五集本由人文社出版，每集封四有言：“文艺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第二年3月份，我买到此书，至今卧读全书不少于五遍。为什么我对这部书一读再读，因为我被巴金先生在文坛复出后，敢于“讲真话”“剖析自己”的精神所感动，我要以读此书不断地激励、检查自己。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再读《随想录》也是必然的了。

这次读过《随想录》我心未静，于书网寻觅购得一部2014年人文社五集精装珍藏本《随想录》，扉页有一枚蓝色印章“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真是可喜啊！这当是我晚年卧读的又一种佳品了。

一读三得

今年秋热有点长，已是白露时节、夏数九尽了，三伏余热仍发虎威。乡谚“一场秋雨一场寒”“立秋三场雨，麻褂、扇子高搁起”。说来家乡立秋后亦有几场雨落下，只是来去匆匆，未能达到人们盼雨除热送凉的意愿。我这退休闲居之人，除每日必读的功课外，独处读闲书时仍是光膀赤背，而且还要电扇子助阵。天热无雨，人无奈天何；你只热不雨，我则看《雨天的书》乐在“雨”中，这并非与天作对，乃是求得“人定”方能“胜天”之意吧。

《雨天的书》，作者知堂，初版于1925年，近些年有几家出版社再版。书中有篇《“大人之危害”及其他》，写于1924年5月，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之事。在文章第一段，看到“精神文明”四字，它使我一惊，原来这四字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我一直以为此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新词呢。倘若考试此词的出处，我岂不得零分？可见读书甚少，所知不多，随时都可能出现笑话。想到此处，不免再求其甚解，这词最初是谁提出的呢？

于是在网络查寻，找到了，“精神文明”的最初提出者是梁启超先生。1899年12月，他用“哀时客”笔名在《清议报》发表《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我虽知道时下“网络得来”的东西有些不可轻信，然而这是网转正规纸质媒体引用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如此算来“精神文明”自最初提出至现今，时间已过去两个花甲子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我已到望七之年，始得知“精神文明”出处，岂不乐哉！

再接着看前文，又有一事使我一惊。文中说：“我重复地说过，我是不懂泰戈尔的（说也见笑，虽然买过他的几部书），所以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我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原来当年泰戈尔访华，曾有“神经过敏”的“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

我早就知道泰戈尔曾经访华的事，一是在鲁迅的文章中，二是在蔡元培同鲁迅与泰戈尔的合影、徐志摩同林徽因等人与泰戈尔的合影照片上。原以为这位名震世界的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一定会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哪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今年恰是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我有幸通过这篇文章得以了解当年的一些事情，岂不乐哉！

我在家读书，多是随便翻看。今因天热思雨，故借有“雨”之书冲热，果然乐从中来，一读而“三得”：得知“精神文明”出处，得知“神经过敏”之事，得以忘热。

陶渊明有言“开卷有得”，此“得”与孔子“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教人养生之言有所不同，因前有“开卷”二字在，少、壮、老年皆可有“得”，而且是“得”不厌多，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