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光

常言道，近代中国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这些年常去天津小住，因孩子们在天津工作生活。要问我对天津市有什么印象，真是抱歉，印象最深刻的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和驴打滚糕点等天津特色小吃，每次返回枣庄，都要大包小包买上一些分送亲友。来去匆匆，从未静下心来，认真浏览一下天津。今年暑假又见到孙子，几句地道的天津话、浓浓的天津味，使我笃定再住天津，要仔细看看天津，尽心融入天津。

沉浸到天津的氛围，接触了天津的事理，不禁感觉天津人讲政治。国内的红色景点，天津有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等，比起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算不上最热，但扩散的红色影响颇大，留下的红色印记颇深。

7月的一个周三，我早早起来，乘坐地铁前往地处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9号的周邓纪念馆。预定票是周六，担心人多拥挤，决意提前来，看看能否进去，碰碰运气。

早上9点多，艳阳高照，暑气蒸人。大门前，进馆游客打着遮阳伞排起长队，有散客，也有举着旗子的旅游团队，看装扮，听口音，过半是本地人。等待这批游客验票进馆间隙，我凑过去向门卫请求能否提前看，得知我远道而来，又两鬓染霜，两位也是花白头发的门卫说，幸好还有上午10点到11点时段的票未约满，便要过来我预定票的手机，头顶似火骄阳，帮助操作先退预定周六的票，再预定当日10点时段的票。我看着他俩流着汗的红红脸庞，心想：周邓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文明风景旅游示范点名不虚传呀！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毗邻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天津水上公园风景区，占地七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三千多平方米，于1998年2月28日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夕建成开放。馆内基本陈列分为四大展区，即主展馆、仿建的中南海西花厅展区、周恩来总理专机展区和承担邓颖超骨灰撒放的“新海门”号船舶展区。

走进高大庄严的周邓纪念馆门厅，巨幅蓝天白云壁画前，矗立着汉白玉的周恩来邓颖超并肩站立雕像，雕像旁立着一面大幅党旗和入党誓词。有一队十几位苍颜白发的老党员，正高举紧握的右手，重温入党誓词，看样子像是当地机关单位的老干部在过党日活动，还有一队在旁边等候。记得孩子说过，天津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无论在职还是退休的，经常会到红色景点过党日活动，这已成为一个传统。

移步展厅，伟人事迹的光芒照射着心灵，穿透着心灵，荡涤着心灵。

跟随伟人成长的步伐，走到伟人身边，走进伟人的风范和不朽。三个生动片段，让我感动良久，难以忘怀。

“文化大革命”初期，经周恩来安排，一大批政府部长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在北京中南海工字楼“休息”，这里成为他们在动乱年代的“避难所”；1966年8月29日，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家被红卫兵查抄，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保护，30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采取了保护措施，同时还写下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并为他们寻求稳妥的保护办法；同年12月，周恩来为保护陶铸、陈毅、贺龙，陪同他们站在一起，出席批斗大会。

1975年5月7日，周恩来看望谭震林时说：死我并不怕，我已是77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生命的最后587天，动医疗手术大、小共14次，40天左右一次，但并没有完全静养休息，而是接见外宾63批，在医院内召开会议20次，到医院外召开会议20次，外出看望同志或找人谈话7次，出席追悼仪式2次，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这个真实记录，生动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颖超1982年6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亲笔信，对自己的身后事作了周密安排，明确提出：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特别强调以下两点：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没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遵照她的遗嘱，骨灰撒在她的青春故地——天津海河。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主展馆出口处，有一排桌子，放着几本留言簿，有几位年轻人在写留言，我上前翻了翻，基本没有领导题词或留言，都是青年学生普通人的留言，我就用手机拍了一些，福州市的叶写道：致敬亲爱的周总理和邓妈妈，今日有幸来到天津，这里很美，你们的事迹也同样美，感谢你们为新中国的付出，今天在纪念馆，我与历史共振。内蒙古阿拉善的菲写道：敬爱的周总理邓妈妈，从初中起就很喜欢你们，现在也是！永远怀念你们！

参观平津战役纪念馆，是一个淅淅沥沥的下雨天。纪念馆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平津道，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天津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1995年11月29日奠基动工，1997年7月23日建成开馆。纪念馆总占地面积四万七千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四千平方米，由胜利广场、主展馆、多维演示馆、军威园四部分组成。

扫码进了大门，只见胜利广场和主展馆高大台阶上，熙熙攘攘满是游客，一队游客还打起红色横幅，站在主展馆门前照相留念；走进大厅，迎面又碰到一队统一服装，着玉白色短袖衬衣、佩戴党徽的公务人员，他们平展着党旗，站在五大书记铜像前照相留念。看到此情景，我赞叹又崇敬，风雨也拦不住天津人到红色景点开展党日活动！

平津战役中产生了三种方式：“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毛泽东在七届二次全会上的报告）”“北平方式”，即为使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坚持以打促谈，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式，一面调集兵力紧缩对北平的包围，一面指导平津战役总前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代表进行谈判，双方经过三次谈判，正式签署《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经过一段时间教育感化，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三种方式，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对解决国民党残存军队，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地处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它是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居住过的地方。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地处和平区山西路，它是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第一个领导机关——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诞生地。这些景点无一例外，都是天津人时常光顾的课堂，天津人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及浓郁的爱党爱国情怀，与天津市充分把这些红色景点教育影响融化于人心，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