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6月14日
刘绍棠先生(右)同本文作者交流如何办好报纸副刊
□马润涛
那天上午,天刚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后来雨虽住了,但天依然阴沉着板着面孔,难免使人感到压抑。说来我是最不喜欢这样的天气的,它很容易使人变得忧郁,坐在书房里便有点百无聊赖。书,是读不下去了;写,又一时没了灵感。我要做点什么呢?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查看自己收藏的名片,准备写一篇关于收藏的文章。在翻阅名片夹时,我眼前忽然一亮,一张名片倏地跳进我的眼帘。其实,这张名片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名片。但我说出名字后你准会不淡定了,因为,它是我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先生的名片。
一张名片,瞬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1995年3月29日下午,利用到北京申办报纸全国统一刊号的机会,在公干之余,在文友的引荐之下,我拜访了让我无比崇敬、心仪已久的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先生。
绍棠先生当时住前门西大街一座被文学界称之为“红顶子楼”的作家公寓。在出发前,文友曾介绍,说绍棠先生曾于两年前得过一场大病,因脑梗塞后遗症造成半身不遂,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行走还必须靠轮椅或者经人搀扶。同时,文友还告诉我,说绍棠先生在病中仍坚持写作,打算把失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重新夺回来。为了保证他上午写作的时间,绍棠先生在硬纸片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式的“安民告示”,挂在寓所的大门边,告诉来访者,每天下午四点半后才是他会客的时间。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想拜访先生的心情过于急切,赶到先生寓所门前时,还差近半个小时才是先生会客的时间。当我们一起将目光从手腕上移开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门旁的纸片,上面写着:“老弱病残,四类皆全;医嘱静养,金玉良言。上午时间,不可侵犯;下午会客,四时过半。人命关天,焉敢违犯;请君谅解,大家方便。”落款是刘绍棠。看完我们不由相视一笑。不过,文友犹豫了片刻,还是忐忑不安地摁响了门铃。不一会儿,门吱吜一声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从门内走出来。经文友介绍,我方才知道,她就是绍棠先生的夫人——曾彩美女士。
女主人把我们让进书房,沏上茶后对我们说:“请稍等,我去叫您刘老师。”说着她走进卧室,不多会儿便搀扶着绍棠先生趔趄着走进书房。那一刻我有些激动,又有些心痛,心想眼前这个人,就是我少年时代崇拜的神童作家?就是13岁发表小说作品的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就是被中国文坛称之为大运河之子的人?绍棠先生虽大病尚未痊愈,可他依然精神矍铄,一张慈祥的国字形脸庞盛满了笑容。文友把我们介绍过后,随手把带去的样报恭敬地递到先生手中。先生坐下来,先没和我们交谈,便急忙翻阅起报纸来,一面看着,一面说报纸办得不错。放下报纸,先生说:“《滕州日报》虽是县级报,但小报不小,要办出地方特色,才能在全国报林占有一席之地。报纸要客观真实地反映滕州各方面的工作和情况,当若干年后人们再看这张报纸时,就会了解昨天滕州真实的历史。”
先生谈兴正浓,尽管他病后留下语言障碍,说话口齿有点不太清楚,但我还是听懂了他说的话。接下来先生的话题又转到荆泉副刊上来,他说,他曾经任过全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会长,他对报纸副刊发表的文学作品至今都喜欢看。这是我之前所没料到的,真没想到一个没在报社待过大名鼎鼎的作家,还曾经当过全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会长。接着先生又强调说,报纸副刊不同于纯文学刊物,尤其是党报,更应该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能单纯强调思想性,思想性要寓于文学和艺术性之中。否则,就不能算是好作品。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怕累着先生,遂起身准备向他告辞。这时先生笑着说:“不急,我还没有向你们赠书呢!”接着他让夫人拿来三本书,并一一签上了名字。先生赠我的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春草与狼烟》。当我翻开扉页仔细看时才发现,上面赫然写着“马润涛同志存念”。末了他又从桌子上的名片盒里拿出几张名片,一一递到我们手中说:“以后再出差来京,一定到家里玩呀。”
我们告别了刘绍棠先生,也告别了那幢“红顶子楼”。此时,夕阳的余晖已染红了西天的晩霞,也染红了“红顶子楼”。这时让我突然想起一位作家朋友在绍棠先生五十寿辰时对他的一句祝辞:大运河之子,小蒲柳人家。
在返程中,为了打发长途的寂寞,我重新拿出绍棠先生赠我的书。其实,我对绍棠先生神交已久,当我还是少年时,我就听教我们语文的班主任张景胜老师说起过刘绍棠先生,还说他是神童作家。可以看得出,张老师也是绍棠先生的粉丝和崇拜者。不过,当年在那个山区小学,即使我渴望读绍棠先生的作品,也是找不到的。我真正接触和阅读刘绍棠先生的作品,还是我进城之后的事情。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说集——《重放的鲜花》,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发表的原来的旧作。那天我在新华书店一位老乡的发行点的书架上发现了这部小说集,在我打开目录的一瞬间,我的眼都有点直了——这部小说集里赫然选入了刘绍棠的短篇小说《西苑草》。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这本小说集。后来随着文艺的进一步解放,书店里绍棠先生的作品也逐渐多了起来。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他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这部首发在国内一家权威大型文学丛刊上的小说,后被评论界称为他复出后的代表作。就是这部小说,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并把我也带到了北运河的田园风光中。从此,随着阅读绍棠先生的作品不断增多,我对绍棠先生的了解也渐渐多了起来,并慢慢地把他作为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偶像,且让我也慢慢地喜欢上了乡土文学创作。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我和绍棠先生竟有了一面之缘。
说来《滕州日报》与绍棠先生也是有缘的,就在我们从京回滕后不久,经文友的争取和协商,绍棠先生同意把作家郑恩波写他的《刘绍棠传》交给本报连载。这是多大的面子和信任啊!然而,遗憾的是,后来稿子还没连载到一半,因版面少、挤占了新闻稿件而被领导叫停,终止了连载。这件事让我纠结了好长时间,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还让我觉得有点对不起绍棠先生。
绍棠先生于1997年3月12日逝世,到今年已去世25周年了。此刻在融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我想以此稿缅怀先生,并回报先生对《滕州日报》的关爱和教诲。我想如果先生在天之灵能看到这篇文章,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